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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警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2011-07-06                审核人:   (浏览数:)
 

——从治理“五·一骚乱”来看

 

一年一度的柏林“五·一骚乱”始于1987年,其后每年形成“惯例”,至今无一年例外。“五·一”当天,世界各国的极左和极右青年齐聚柏林,白天参加各种工会例行组织的各类集会或游行活动,当晚是德国传统的女妖之夜节(WALPUGISNACHT),随着节日的放纵,凌晨即演变为骚乱。开始是扔石块、砸商店、烧汽车,然后是极左和极右青年间的互殴以及极端青年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些青年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要求,完全是一种暴力游戏,为暴力而暴力。

    由于“二战”后德国从宪法上绝对保证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权,警方无法从法律层面对集会游行示威的举行过多干预,也直接造成多年来柏林市政府一直没有找到治理暴乱的良方,直到2004年,警方转变思路,情况才有所好转。

策略一:转变战略

        ()由攻击型向保守型转变

        往年的“五·一”,警方一直采取攻击型的积极勤务战略。即从联邦范围内调兵遣将,向街面投入尽量多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形成人阵,并派出装甲车等特种车辆,欲从硬实力上对游行聚集人群进行武力震慑。这种做法反而无形中形成了警察和游行群众对阵的态势,迎合了一小撮暴力极端分子寻找挑衅目标的需要。

        2004年,柏林警方大胆改革,由攻击型改为保守、紧缩、克制型,即在上勤警力和装备都不变的情况下,街面上尽量不要摆方阵,将整个游行示威空间分割为三个相互隔离的区间,在每个区间设置一个监控点,除了街面上正常的巡逻警力和护送监控游行队伍的警力外,其他精锐部队都被屯兵于三个监控点上,并在三个区间的交界边缘设置警力,以使每个区间成为各自独立的绝缘体,本区间内发生的事不会扩大到其他区间,防止敌对游行群体间大规模渗透而引发危机。在监控点屯兵的警力和特种装备车都驻扎在房屋的后院内,等级化地向外展示。外面巡逻的警官都把防暴头盔挂在腰间(往年是全副武装到牙齿),头戴贝雷帽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市民中,这样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以前自身制造的紧张和对抗气氛。

       (二)工作重心从现场压制向事前预约转变

    2004年起,柏林警局便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事前预防上,即通过广泛的沟通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1.与社区政客、区长对话。往年区里的政客都觉得“造反有理、游行无罪”,不理解警方的勤务措施,对警方有反感情绪,甚至通过向柏林内政施压来阻止警方的行动。从2004年开始,警方提前主动进行沟通,展开对话,以事实论证争取到了大部分政客的理解与支持,有政府作为后盾,这就为以后其他所有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与社团领袖对话。克洛伊茨贝尔格区是柏林也是德国最大外来移民区,“五·一骚乱”中有大部分捣乱分子都是生活在这里的外来移民和“赤贫阶层”。土耳其、中东、南斯拉夫等国的外来移民裙带关系非常强,因此,社团在这些移民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警方将他们作为传话的载体,设法先做通他们的工作,并且在“五·一”当天让各社团领袖都出现在游行现场,他们都认识他们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更认识自己的头领,因此只要他们在现场抛头露面,底下的人就少有胡作非为的了。

        3.与宗教领袖对话。宗教是一个抓住人心的重要杠杆,甚至比社团还重要。柏林警方通过和宗教领袖的对话,使他们在“五·一”到来前两周做祈祷时就开始给信男信女打预防针,宣讲不能使用暴力,有的领袖甚至禁止自己教区的年轻人“五·一”节出家门,这种方法成效显著,参与暴乱人数明显减少。

         4.与学校对话。警察进课堂,也是柏林近年来的一件新事物。柏林青年人犯罪率尤其高,特别是“五·一骚乱”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未成年高中生。因此柏林警方把犯罪预防工作主动做到学校里去。现在柏林每个警署都指定了一名专职与学校对话的警官(法律宣传员),负责在各学校讲授安全法律,每周在学校都有固定的安全咨询时间。可喜的是,学校对这种课程设置的需求量激增,以至警局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应付,而且不仅中学生主动来咨询,有些老师为自己的问题也来咨询。为了解决供需矛盾,警局现在把学校的老师请到柏林警察学院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这些老师自己能担当起安全授课员的任务。通过“上门服务”,警方将极易被教唆的青年争取了过来。

        5.与家长对话。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暴乱参与人数,警方充分发动各种力量,派警察走家串户,与家长进行谈话,让他们阻止自己的小孩“五·一”期间出门闹事。每当警察审问“五·一”节犯罪的青年为什么要闹事时,很多青年会理所应当的回答:因为每年“五·一”都可以扔石头。为了让这帮无任何政治目的、为骚乱而骚乱的青年人明白法律后果(被刑事处罚后很难找到工作),做好家长的工作也是很必要的。克洛伊茨贝尔格区一个阿拉伯的大家族,为了保证家族年轻人不出门闹事,每年“五·一”由族长举行家族节日。

      (三)积极的刑事责任追究政策 

        往年的“五·一”警方将精力集中于事中的处置,雁过留声,事情过去了就算踏实了,然后再准备应付下一个“五·一”。多年的体会让警方认识到,现场的处置并不能使骚乱者有所收敛,反而有恃无恐,一年比一年变本加厉,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青年参加到与警方对峙的阵营中并享受暴力带来的快感。为此,警方腾出大批人力精力,放到事后的刑事追究和打击处理。例如:警方成立了专门的图像分析室,每年“五·一”之后整合全局各个部门在当年“五·一”期间拍摄的视频和图像资料,由专业人员利用专业设备进行分析辨别比对,然后进行搜捕,分析室一年到头都在忙于搜寻逃脱现场的嫌疑人;为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警方在所有街道、图书馆等公共区域张贴印有嫌疑人照片的通缉令,让其无藏身之地、人人喊打;此外,为避免嫌疑人通过蒙面逃避刑事打击,警方使用了大量的便衣“卧底”,待其不备脱下面罩时留存其图像,事后予以严厉追究,警方还建立了重点人数据库,使搜捕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积极的刑事追究让许多暴力青年对实施暴力望而生畏。在德国,被警方追捕时如果逃跑按法律就会被认定为“消极袭警”,要受到刑事处罚。

 

策略二:改变战术

        ()从“外围战”转变为“爆破战”

        往年警方在驱暴时,采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即用装甲警车开道,压制骚乱人群,使他们往后退。但这种方法的缺憾是,骚乱人群的退路没断,他们在撤退过程中又把其他尚未发生骚乱的集会卷进了骚乱的旋涡,因此骚乱不但得不到压制,反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涉及区域越来越大,形成滚雪球效应。于是柏林警方开始求变。

        柏林警方认为处置群体性骚乱时调动兵力一定要慎重,新的做法是采用内部爆破式。前面已提到有三个游行区间,警力都分别驻扎在三个监控点和游行区之间接壤的边缘地带。如某区间发生骚乱,警察将从屯兵处冲出,施暴者当然四散,这样骚乱人群就被分散了。如果施暴者逃窜至其他区间,他们在“边界”上就会被“边界”警察逮个正着,不会产生以前的波浪效应和雪球效应。这就是前述柏林警方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将各个骚乱区隔离,让问题尽量由当地的警力在当地解决。

       ()由纯粹“武力压制”到多缘影响

        警察是国家专政工具,武装震慑是警察的鲜明特征。通过多年的实践柏林警方认识到,武力只有在必要和必须使用时才有意义,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唯一和最好的方法。2004年“五·一”,柏林警方在往年的“战斗区”抢占“地盘”,一共组织了13台室外文娱节目,此外,警方和克洛伊茨贝尔格区的一个土耳其大社区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由警方提供饮料和小吃。由此骚乱的空间得到挤压,这种占领阵地的思路很有创意,柏林警方将往年的战场变成了一个节日的娱乐场,不废一枪一弹。十几年来对暴力已经深恶痛绝的克洛伊茨贝尔格区居民终于有一天不用提心吊胆过“五·一”。

       ()消除“暴力隐患”

        骚乱人群最常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头。以前路面以石砖为主,骚乱人群可就地取材,2003年柏林市政部门对克洛伊茨贝尔格区街道的铺路石进行了翻新,采用坚固厚重的大石板加用水泥铺就,一般人是砸不动了。

        烧车往往是骚乱的高潮。警方通过心理分析确定,烧车能使骚乱人群有成就感,更能激发人的暴力欲望。因此警局下令,“五·一”期间一律关闭克洛伊茨贝尔格区所有的公共停车场,当然,对外的口径是以组织街道节日为由而禁停。该做法的效果在事后的纪实片里得到了证实,游散的暴力青年无事可做、无计可施,最后为了表示表示,放火烧了街边的三个垃圾桶。

        同理,为了防止商店被砸和防止施暴者用砸碎的玻璃再次犯罪,分局要求克洛伊茨贝尔格区所有沿街商铺,都必须装铝合金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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